存在-人本主义的由来（二）

　　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和哲学第二次重大变革发生在20世纪的早期，主要是针对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出现。行为主义，由约翰・华生（John Watson）等一行拥护者所捍卫，强调人类机能机械的、外显的一面；精神分析，以弗洛伊德（Freud）和他的追随者为先锋，宣扬内隐的内在心灵决定论。存在人本主义学者声称，上述两种情况，都无法彰显人类心灵璀璨与神秘的完整性，也无法展示它自由却脆弱的现实性。
　　所以，存在人本主义学者发起了反抗。在这些反抗中，有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02/1936）关于灵性的沉思冥想，有奥托・兰克（Otto Rank，1936）关于生的恐惧和死的恐惧，有荣格（C.G.Jung）（1966）的神秘学以及亨利・默里（Murray et al.，1938）的创造性。但是当这个群体在对存在人本主义哲学旁敲侧击时，另一个群体――主要是曾经的弗洛伊德主义者，他们直接勾勒出了存在人本主义的传承线路。
　　举例来说，路德维格・宾斯旺格（Ludiwg Binswange，1958）和梅达尔・博斯（Medard Boss，1963)，他们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62）和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1913/1962）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哲学为基础，发展了精神治疗实践。海德格尔在克尔凯郭尔强调主体的基础上，发展了“存在”（being）的哲学。
　　关于“存在”，海德格尔说它既不意味着自我封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也不是宿命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而是两者“生动的”结合体，他称之为“在世存在”（being inthe word）。借助“在世存在”的概念，海德格尔尝试去说明西方的传统――内部与外部分离、主观与客观分离――具有误导性。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并没有明确的方法可以将它们分离开来。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在某个阶段，我们既是单独的、主观的自我，同时，我们又与外在世界相关联。为了发展他的理论，海德格尔采用了现象学的方法和实践，这种方法起源于他的导师埃德蒙・胡塞尔。根据胡塞尔（1913/1962）的观点，现象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其生活的现实中――即在主体（subjective）和主体间的（intersubjective）的背景下，理解人类的经验（也见于Churchill和Wertz，2001；Giorgi，1970）。
　　到了20世纪60年代，存在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在它的保护伞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了一个成熟的、独立的视角，但这也是一个多变的视角。尽管大多数存在人本主义实践者强调自由、经验反省和责任，但是他们强调的程度不尽相同。举例来说，在二战结束后的余波中，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人类潜能运动的兴起时，存在主义可能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了责任（比如，见May，1969，1981；Merleau/|Ponty，1962；Yalom，1980）；或者，有时过分强调责任而忽视了自由（Rowan，2001）；再或是过分强调经验反省而同样忽视了责任（Spinelli，2001）。
　　后来，随着心理专家罗洛・梅（1958）主编的《存在》（Existence）一书的出版，存在主义心理学被“注入”了美国。自此，存在人本主义实践哲学的广阔外延被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一个强调欧洲大陆的文化传统，另一个强调美国的历史影响。当前者――“存在分析”阵营演变成一个相对局限的、以言语为主的（verbal）风格时，后者――“存在人本主义”阵营则发展成相对开放的、以体验为主的（experiential）风格。举个例子，虽然存在分析实践者也可能对来访者欢乐（upbeat）的故事做出评论（如此“刚好”停留在来访者的外显意图上），但是，一位存在人本主义的实践者也许会冒着一定的风险，去提醒来访者注意，他在讲述故事之时身体是如何的弯腰驼背（如此对来访者的外显意图做了扩展）。这些各自不同的风格和它们引发的争论持续至今（见Burston，2003；Cooper，2003；and Schneider，Bugental，& Pierson，2001，forelaboration）。
　　上海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师 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