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在中国

    早在２０世纪初，精神分析学说就流传到了中国。在弗洛伊德的文献中，甚至有他给章士钊的复信。不过，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精神分析疗法始终没有在中国盛行开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肖泽萍教授对记者说，精神分析在中国能否成为一种主流的心理治疗方法，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观念导向、经济实力、治疗师队伍建设等。这样看来，精神分析至今未能在中国盛行的原因，似乎不难理解。 

    精神分析在中国能否成为主流，争议不小。精神分析本身，也是争议不断。 

    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２０世纪最惊人、最狂妄的智力骗局”。而精神分析学说自１８９６年建立以来，始终不乏批评者。弗洛伊德的学生，像荣格、阿德勒等人，后来也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可靠程度产生怀疑，离开弗洛伊德另创新学说去了。

    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认为精神分析不是一门实证科学。针对这种指责，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心理治疗科主任唐登华告诉记者，精神分析更大程度上走的是个案路线，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科学。“精神分析仍然是心理治疗的主要流派，它同时向很多领域渗透，影响深远。”他本人在临床实践中，就借鉴了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理论，如心理动力性的观点、心理防御机制等。

    肖泽萍说，今年５月举行的美国精神病年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１８０００多名学者参加，会议的主题是“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学、神经科学的整合”。在这种重要学术会议上，将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病学、神经科学相提并论，还是第一次。这也表明，精神分析引起了科学界的再度重视。

    关于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应用前景，《上海精神医学》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该杂志称，作为一种起源于欧洲、较为“古老”的治疗手段，精神分析能否像“ 麦当劳”一样在中国盛行，并成为一种主流的心理疗法，还存在着不同观点。

    有专家认为，精神分析在中国难成气候。例如，复旦大学中山临床医学院季建林说，精神分析疗程长，花费高，疗效至今没有得到证实与肯定，欧美绝大多数国家已将其排除在普通人群医疗保险支出范围之外。另外，精神分析在２０世纪初盛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在欧美已逐步不再独领风骚。因此，将它作为方法介绍、理论学习和历史研究未尝不可，但如果成为中国心理治疗的主流，似乎与历史发展不相适应。

    也有专家相信，精神分析疗法在中国进入临床实际应用的阶段即将到来。针对精神分析费时冗长的质疑，合肥市精神病医院李晓驷说，精神分析在１００年的发展历程中，具体治疗方法在不断改进。在选好适应症的前提下，改良的精神分析疗法能够在３至６个月内获得疗效，每周只需会晤１至２次，每次１个小时，病人也不一定要睡在躺椅上。如果考虑到使用药物治疗也同样需要这样长的时间，使用某些新药费用甚至更加昂贵等因素，精神分析疗法便显得相对经济和实用。

    曾在德国弗洛伊德研究所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培训的肖泽萍说，二战以后，行为治疗、认知治疗等流派在西方占据了上风。但是，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心灵上的问题、心理上的疾病，采用精神分析治疗，有些患者可能获得根本上的治愈，而不像一些心理治疗方法，只是使症状得到缓解。目前，在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精神分析导向的心理治疗和行为认知治疗，是医疗保险付费的两大主导心理治疗方法。

    一些专家指出，精神分析应当与中国的文化特点相结合，才会在中国的土壤中成长。唐登华举例说，按照道家的思想，不要刻意强调消除症状，这一点在临床上很有用，因为通常越关注症状，越担心症状，反而可能出来更多的症状。

    肖泽萍认为，精神分析是“走入浩瀚、深邃的内心世界不多的途径之一”，我们需要给以足够重视，需要很好的了解和掌握，而现在无端的指责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