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彭宇案的一开始，因为自己的原因而倒地的老人“欺诈”助人者的现象，就成了我们社会的一道道德伤疤。
荒唐首先源于幼稚，探究幼稚程度，简直可以和我们的加菲猫处于同一水准。
我家养了多只加菲猫，最初是两只，阿白和蓝蓝，都是母猫，它们生过几窝小咪。一天，风吹动书房的门，门夹着一只小咪，小咪惨叫，蓝蓝恰好路过，小咪的妈妈阿白冲出去，对着蓝蓝狂追猛打，刹那间猫毛飞溅，战况很激烈。接下来阿白死死守住那个门口，只要蓝蓝只要一接近，它就冲上去殴打她。必须说明，平时它俩追着玩，阿白从来都是蓝蓝欺负。
或许，阿白认为，猫就应该为这发生的一切负责，它不了解是风惹了这一切，也不怪我们这些人――它是怪不起的。它只能怪它多少能怪得起的。
那些老人及其家人，和阿白的思维水平相当，他们也是认为，老人摔倒时谁最靠近老人，谁就该为此负责。
泸州事件中，老人一个儿子称：“撞与没撞，自己确实没有看到。不过，我父亲明明好好的走路，怎么会突然摔倒？而且刚刚好倒在了摩托车恰恰驶离过后。那父亲的摔倒，肯定和摩托车相联系的。”
你看，这不难道就是我家阿白的思维水平，他对此竟然还这么自我相信。的确，思维水平越低的人，对自己的判断就会非常执着。
这些事件中，有些是讹诈，但至少相当一部分，老人们是真真切切得这么认为的。记得两次类似事件中，老人醒来后，第一时间就怪身边的人：你怎么撞我呢！其中一个是警察，但恰好有视频作证，为警察洗了冤屈。
这种跟猫一样水平的思维，其实就是婴儿一样的思维。婴儿的世界，当出现了失控的时候，譬如他自己明明错了，或因客观原因受挫了，他们第一时间，都会去责怪父母等养育者，特别是妈妈。
一个网友在我微博上讲了她家孩子的故事：
我娃也这样，是自己不小心打翻的牛奶，必定会发火。虽然帮她加满到快溢出来了，她依然会怪大人加的不够。我对她说知道你打翻牛奶心里才难过,她马上安静得点点头，我拥抱她表示大人打翻也会非常难受，她难受很正常，但发火没用，我们努力补救加牛奶就好了。
小婴儿和成年巨婴的这种心理，概括而言即：要为自己世界的失控，找一个看得见的可控原因，然后攻击对方，以为他们若改变了自己就好了。这不仅是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的心理动机，也是中国家庭亲人相残的重要原因。
中国家庭中常见一种事：丢了钱，父母或老人非说是孩子做的，孩子想反驳就会挨打，但后来钱在其他地方发现。极端情形下，父母会因此将孩子打死，而一些孩子因此而自杀。
丢了钱怪孩子，摔倒了怪扶助者，这两者中的内心规律应该都是一回事。父母虐待孩子，妻子侮辱丈夫，丈夫羞辱妻子等，常常可以看到这一逻辑存在：不是我控制不了的命运让我受伤，而是你这个我能控制、我的大拿能理解、我能怪罪的家伙让我受伤。
对于婴儿水准的心理发展水平，最可怕的是失控，失控会让他们立即陷入未知中，且未知中他们会隐隐感觉到邪恶性的野兽在身边出没，而立即找到一个可归因的对象，那样一来，世界就仿佛恢复了秩序。相反的话，容忍模糊与未知，最终找到一个真正意义上和证据上都说得过去的原因，这就是高级心理发展水平，彭宇案中的法官甚至都未具备这一思维水平。
北京发生的一起人伦惨案中，因13岁女儿赌气说明星就是比爹妈好，父亲居然将女儿砍死。其中惨案中有一个细节是，女儿说，我的铅笔刀找不到了，她必须找到了才去上学，但就是找不到，结果她生气地摔了一地的东西。铅笔刀找不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意外，其实已让这个心理脆弱的女孩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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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我在咨询和生活中听几个人说过。譬如，我一个朋友，她的任何一个物品，若突然找不到的话，她都会费很大劲去找，倘若找不到，就感到整个世界崩溃。
太容易感觉到崩溃的人，就很容易找一个人去归罪，因为归罪这个人，自己的世界似乎就可以恢复秩序了。
那些丢几毛钱就可以把孩子朝死里打的，关键不是钱的多少，而是这个意外让他们心理崩溃了，他们要立即找一个人去怪罪，而孩子，力气小，各方面都依赖大人，是最可以被怪罪的。
倒地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我们容易视为道德问题，但真相或是，国人中成年婴儿太多了。
若我这个推论成立，那么，遇到这类时，将这一点向对方指出很重要，而不是将对方视为讹诈并反击。可以坚定告诉对方：我知道你遇到了不幸，你有失控的感觉，你很愤怒，你想立即找到谁该此事负责，可我们应该得证据嘛是不是？
这样做，也会引起当事人反弹，因他们就是要通过归罪一个人，来处理自己的失控感，若归罪不成，他们就得承受失控引起的崩溃。
有一次，有辆小巴车被剐了。肇事车跑了。小巴司机追拦了我的车，说是我剐的。我的车上刚好有陈旧破损，位置接近。当时还有路人证明，说就是我，我百口莫辨，但我还是心平气和的说明清况。对方则不依不饶，情绪激烈。
我想他可能是误会，所以努力想说明，但他偏偏不给我这个说话的机会，强调他穷，修车要花钱。我说能理解你的沮丧，无助，也知道你生活不易，但是我们还是看看证据。他大吼。
我只好不说话，电话请交警。交警来，他仍旧怒气冲冲。交警用技术手段测量，结果排除了我的嫌疑。我以为他会很不满，但他一下子平和下来，并对我说，我知道可能不是你，但我追不上别的车了。
顾歌遭遇的这件事中，就有了双重含义：既有通过怪罪一个人而处理失控感的心理成分，同时也因他是有意的而有讹诈成分。
老人“讹诈”扶助者，也一样吧，这两个成分或者都有。中国式的很多冲突中，也有这双重因素，这时特别重要的是，作为裁判的司法体系，会怎么做。如果是和稀泥，葫芦僧判葫芦案，那就很糟糕，而如能遵照清晰的法律，那就很不一样。
所以，老人“讹诈”扶助者这类事件中。当事人明显婴儿的心理发展水平，这没问题，真正糟糕的地方是，大家都是浆糊逻辑，当事人是，家人是，法官是，警察等也是。
因此，决不能用所谓常理来判决这类官司，必须用法律，但法律也得是成熟的。像机动车撞了严重违章的行人，也要为行人负责的法律，也算是这种婴儿思维的延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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