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人本主义的由来（三）

　　尽管如此，或许也正因为有这些争论，今日的存在人本主义的心理咨询师们比他们的先辈多了一个优势――后见之明（hindsight）。由于这样的后见之明，多数的当代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师对片面的阐释都小心翼翼，不管他们是属于存在人本主义的类别，还是与传统的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有所不同。而且，当代的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特别倾向对人性采取多元化的理解、重视心理治疗的整合以及治疗方法中非主流取向的补充。
　　他们重视心灵内部（intrapsychic）的治疗，同样也重视主体间的治疗；重视其工作的社会和文化层面含义，同样也重视个人改变层面的含义；重视实践的理性和哲学基础，同样也重视情绪和精神基础。此外，当代的存在人本主义治疗从业者并不排斥程序化的甚至是生物学的干预，只要那些方法是适合的（Schneider，1995，2008）。
　　尽管，在传统上，存在人本主义治疗领域只有很少的女性从业者，但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当前，存在人本主义治疗中有一些女性从业者正在影响着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关注点和风格（Brown，2008；Comas/|Diaz，2008；Fosha，2008；Krug，200；Monheit，2008；Serlin，2008；Steling，2001）。最近，在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建立者之一夏洛特・彪勒（Charlotte Buhler）的期望下，为数不多的几位女性从业者，表达了她们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见解。这个纯粹的女性团体所发表的见解，就其本身而言，已经成为了一个矫正物（corrective）――提供了她们对存在人本主义治疗固有的女性视角，与迄今为止几乎全部是男性的团体跳起了双人舞。
　　如此开阔的眼界，加上日益多样化的从业者，使得存在人本主义治疗的来访者群体也逐渐扩大。存在人本主义实践越来越少局限于它的精神分析祖先所服务的小众范围，也越来越少只为上层社会的精英服务；它正在对居住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开放（O’Hara，2001；Pierson & Sharp，2001）。换句话说，存在人本主义的态度（attitude）可以出现在许多不同的实践情境中，包括戒毒咨询（Ballinger，Matano，& Amantea，2008）、退伍老兵治疗（Deckerd，2007）、少数民族治疗（Alsup，2008；Rice，2008；Vontress& Epp，2001），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咨询（Brown，2008；Monheit，2008）、精神病患者治疗（Dorman，2008；Mosher，2001；Thompson，1995），团体的解放性实践（emancipatory practices）（E.Bugental，2008；Lerner，2000，Lyons，2001；Montuori& Purser，2001； O’ Hara，2001），对焦虑和恐惧的来访者的认知行为干预（Bunting & Hayes，2008；Wolfe， 2008）、对心灵和信仰上混乱的来访者的心理动力学冥想（Hoffman，2008）和对情感依恋障碍患者的神经生物学和经验干预（Fosha，2008），等等。
　　然而，尽管当代存在人本主义从业者的视角在不断扩展，他们仍然与其先辈共享着核心的价值观念――个人内在和亲密关系的寻求过程，它们乃是深度治疗实践（depth practice）的关键。说到“深度治疗实践”，我们是指这个实践是强烈的、探究的和具身的（embodied）。深度治疗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四个基本的立场（stances）或情境（conditions），它们分别是：（1）培养治疗性在场；（2）通过斗争，激活在场；（3）对阻抗（或防御）的处理；（4）意义和敬畏的结合。
　　（另外的存在人本主义哲学传统的相关遗产，也见于Barrett，1958；Becker，1937/1970；Buber，1937/1970；Camus，1955；deBeauvior，1948；Friedman，1991a；Marcel，1956；Sartre，1956；and Tillich，1952。另外的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遗产，见于Bugental，1965；Frankl，1963；May，1983；Moustakas，1972；Rogers，1951；Schneider & May，1995；Wheelis，1958；andYalom，1980。）
　　上海心理咨询中心   心理咨询师 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