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移情”和“反移情”？

    以下是一个具体的案例。
    案例编号XXX：男性，18岁，高二学生。因严重的强迫症状影响到学习和人际交往来武汉中德心理医院就诊。症状和症状学诊断略。来访者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人品和学问都很好，在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父亲对来访者各方面都要求很严格，来访者印象很深的事件是，从他四、五岁的时候开始，家里来了人，他很高兴甚至很兴奋，说话和动作就特别多。每当这样的时候，他的父亲就会当着外人的面严厉地指责他，说他是“人来疯”、“哗众取宠”、“装疯卖傻吸引别人的注意”等等。从十、四五岁开始，偶尔会攻击父亲，说父亲搞科研、写论文，也不过是为了“哗众取宠”。来访者自己读过很多书，由于人际交往上的困难，他很多的时间都是靠读书来打发的。交谈中心理医生感到自己在来访者那个年龄的时候虽然也是无书不读，但限于时代的条件，读书的数量远不如他。
    在了解了来访者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心理医生试着教来访者“自由地说话”，也就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要管说的对还是错，有用还是没用。心理医生举了一个例子说，《尤利西斯》这本号称最伟大的英文小说，就是用这种自由的方式写成的。心理医生还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讲述该书的内容和写作特点。后来在自由联想中来访者说，在心理医生介绍《尤利西斯》那本书的时候，他明显地感到心理医生在卖弄学问。面对这样的“指责”，心理医生感到一阵难受。
    后来两人一起讨论了心理医生的“卖弄学问”，来访者认为，自己对卖弄的敏感和对卖弄的严厉态度，是跟父亲学会的。再后来，心理医生和来访者在治疗师里做了一次“卖弄”比赛：看谁讲的笑话更好笑。
    这位来访者说心理医生“卖弄学问”就是“移情”。他把对父亲的攻击性转移到了心理医生身上。最开始他是认同了父亲对自己的攻击，然后“以牙还牙”，说父亲做学问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哗众取宠，在治疗室里就说心理医生介绍《尤利西斯》是卖弄。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说，他是把过去跟父亲的相互攻击关系带到了现在跟心理医生的关系之中。所以说，“移情”是过去在现在的重现。
    心理医生被指责后感到难受，在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这样的情感体验是心理医生的“反移情”的一部分。心理医生通过反省意识到，自己的这种难受恰好跟来访者在受到父亲严厉指责后产生的难受是一回事，这就增加了心理医生对患者的童年处境和心理状况的理解和共情。而且，心理医生不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跟来访者的强迫症状几乎也就是同一回事。所以说，“反移情”是理解来访者内心世界的很好的工具。套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就是：通过“反移情”我们可以“痛着你的痛，爱着你的爱，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这当然也是一切人之间能够相互同情和理解的基础。
    紧接着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如心理医生真的是在卖弄，那以上对来访者的判断岂不是全无根据了？这样的假设当然是成立的。这就需要我们分清楚心理医生卖弄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来访者对这一程度的估计到底有多少真实性。我们可以把这一点“数字化”：假设医生有两分的卖弄，而来访者认为是八分的卖弄，那多出来的六分就是“移情”制造的。另外，心理医生的卖弄也不应该在治疗室里被讨论，治疗室里的时间是来访者付了钱的，不应该用来讨论心理医生的问题和促进心理医生的成长。心理医生应该在治疗室之外、或者在他的督导那里讨论自己的问题，以便清晰地知道自己“卖弄的程度”或者别的什么毛病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做心理治疗师应该先把自己搞清楚的原因：不把自己搞清楚，你就不知道哪些东西是来访者的，哪些东西是自己的。假如真的是一位过度喜欢卖弄的心理医生给这位来访者作治疗，他就无法判断来访者有多大程度是“移情”。比如在这个例子中，心理医生觉得自己18岁时读的书没有来访者读的书多，这种“自卑”情感，稍微不注意，就会变成用行动来表达，比如心理医生可能会卖弄现在的学问、说话增多、跟来访者竞争、打击来访者，等等。
    由于来访者的很多东西都被理解为“移情”，所以精神分析师经常会给人“我没错、都是你的错”的印象，有时甚至有“诬陷”来访者的嫌疑。现在这一点已经被澄清了：不是因为分析师没问题，而是因为他不应该在给病人做治疗的时候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应该在另外的时间和另外的场合去解决。
    心理医生与来访者之间的“卖弄比赛”，也是很有动力学意味的干预措施。很多人会以为，精神分析的干预就是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如什么欲期、什么情结等等。其实不然。比如对儿童的精神分析治疗形式，可以是跟儿童一起做游戏或者画画。对这个来访者来说，他的“移情”导致他把医生视为一个会严厉打击卖弄的人（跟他父亲一样），那么心理医生跟他一起“卖弄”，就让他体会到了对卖弄的另外一种相对来说宽容一些的态度。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的话说，就是：心理医生的这一态度可以置换他内心里的那个严厉的客体，重新内化他的超我。当他以这样的“新移情”在生活中间跟别人打交道，他就不再会对自己和他人的“哗众取宠”那么敏感和苛刻了。
    卖弄这一说法本身当然是带有贬义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没有必要直接去除它的贬义，最好不直接说卖弄一点有什么不好。因为仅仅通过颠覆一个词汇的语义来制造好转，这样的好转是不能够持久的；而且，需要颠覆语义的词汇也实在太多了一点，比如骄傲、狂妄、自我表现等等，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说，每个词都该被重新审视。更好的办法是，我们促进卖弄欲的升华，也就是在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面、并且以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方式卖弄，就像这位来访者的父亲所做的那样。当然，这位父亲在对待孩子的卖弄上做得不好，他不知道孩子是没有能力像他那样把卖弄升华的。他的孩子既不能按照孩子的方式直截了当地卖弄，又不能按照成年人的方式间接地卖弄，所以就生了病。
    把“移情”和“反移情”搞清楚了，就相当于把精神分析搞清楚了一大半；如果再加上阻抗，就可算是基本上搞清楚了。精神分析的其它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都是为这三个概念服务的。也许有人会问，精神分析就这么简单？回答是：当然就是这么简单，我恨不得说得更简单一点。我个人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是每一个都应该而且能够掌握的促进自己了解自己和他人的一门学问。它不应该只存在于书架的故纸堆里或者大学的讲台上，而应该深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
    我的一位学心理学的来访者说：“我父母怎么对我，我自己就会怎么对自己，也会怎么对他们，因为他们教会了我这样做，或者说我只学会了这样做；在你的治疗室里，我还是我，不是别人，所以我也会用对自己、对父母的方式对待你，这就是你们说得移情。”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对移情的最为简洁精彩的解释。但要明白这些平淡话语的惊心动魄之处，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三、精神分析是什么？
    上面已经多次说到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就这一点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明确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精神分析不是什么：它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任何意识形态，也不是任何与信仰有关的产品；不管是谁，如果他用维护或者反对一种信仰的方式和态度来对待精神分析，那他不是过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精神分析是一种人格的理论，一种研究的方法，一门学科，一种治疗的方式，或者按照肖泽萍教授的说法，它是一种探索人类浩淼内心世界的工具。精神分析是很多这样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的一种。过分地抬高或者贬低它的价值都可能是偏颇的。
    像其他理论和方法一样，精神分析也有其独到的地方，尤其在理解人的心灵的深度方面。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博士说，家庭治疗可以帮助病人解决许多问题，但是如果家庭治疗师没有精神分析的基础，就不可能理解病人出现问题的个人的深层的原因，从而会削弱他帮助病人的能力。
    精神分析这一工具可以深入到人的潜意识层面。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创造物，大自然造物的秘密，群体对个体的影响的秘密，以及人的精神世界的秘密，人类自己知道得还并不多。换句话说就是，对人类自身，对每一个人类的个体，一定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构成了精神世界里巨大而神秘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潜意识。承认潜意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在大自然面前、在他人面前、具体地说在病人面前，保持我们应该保持的基本态度，那就是敬畏与谦卑。
    把精神分析定位在工具这个层面，很多的争论就可以平息了，或者说争论时的火气可能要减少很多。打个比方：如果把人的精神等同于人的身体，那么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等就像是解剖用的手术刀。手术刀有很多种，大的小的、长的短的。精神分析大约像是较长的那一种，用于较深部位的手术；行为主义则用于较浅部位的手术。用法不一样，却都是刀子。这种情形下，没有人会无聊到挑毛病说长刀子在做表皮手术时不太好用的程度。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一样工具，都是为特定目标而设定的，所以每一样工具都会有先天的局限性。经常听到有人用攻击的态度评论说，精神分析不是万能的，这句话强烈地暗示着，这些人坚信有万能的东西存在。遗憾的是，他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找得到这样的东西。
    从精神分析百年的历史看，它一直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这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通过不太多的观察建立了一个假设的理论框架，后来这个框架被不断地修正，到目前为止，也还在不断地修正之中。而最重要的是，观察本身变得越来越精细、观察的时间跨度也越来越长，所以这一理论的假设性质的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就越来越小了。按照比昂（Bion）的说法，精神分析已经成了一门“观察的科学”。
    一直想说的一句话是：精神分析作只是一门学问而已，它不配被过分崇拜，也不配像已经发生过的那样被过度攻击。对我来说，它带给我的好处是，它让我对自己的和他人的情感更加敏感，是我避免了一些人际关系中的伤害和被伤害，所以我对它心怀感激。至于用它来养家糊口的那些方面这里不说也罢。
    四、传播方式决定传播效果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要避免把精神分析的东西说得太玄，说得大家都听不懂。用通俗的语言讲述精神分析，是我们将来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因为精神分析从它最根本的用途来说，是用来帮助人了解自己以便获得心灵的健康和自由的。跟外科学不一样，外科学只要外科医生掌握就可以了，病人只需躺在手术台上，与健康有关的事情都可以交给外科医生去做。而在获得心理健康的路途上，病人自己也需要做很多事情。学会一门“观察自己和他人内心世界的方法”，显然会极大地促进个人的心理健康。所以，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应该走一条生活化或者世俗化的道路，从母婴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来说，“妇孺皆知”这一成语，也许是对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目标的最通俗和最高形式的描述。
    另一点要注意的是，要尽量远离早期精神分析的过于浓厚的性的色彩。弗洛伊德时代，精神分析曾经被斥为“泛性论”，这也不算是完全的冤案；但后来早在第二代精神分析师那里，以性为中心的特点就已经被舍弃了。在客体关系学派里，性被置于它应该处的位置—-不是不重要，但也不是那么重要。在目前的中国，早期精神分析的文献已经被大量翻译，而现代精神分析的文献翻译得还远远不够，所以精神分析还是容易给一般人以“泛性”的印象。这样的印象，显然不符合精神分析的真实面目，操作上也会造成传播的重大阻碍。
    五、几点用途
    在中国传播精神分析，目的是要用这一工具来剖析和观察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文化。人是被他的关系所造就的，被关系所造就的每一个个体反过来又会影响关系。纵观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把纯粹的“天灾”除外，“人祸”多半是由关系引起的，而且这样的“人祸”具有强烈的精神分析所说的“强迫性重复”的特点。把这一强迫性重复的机制弄清楚，有利于我们子孙后代的安宁与福祉。
    不过要弄清楚中国之“人祸”为什么会强迫性重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从一些细小的文化习俗或者习惯入手，来反省我们“此时此地”的关系。本文试图由此引出两个可供研讨的线索。
    第一个线索是所谓妇女产后的“坐月子”。这是在中国持续了数千年的习惯，本以为它至少在城市里早就销声匿迹了，其实却不然。在我的认识的人中间，有好几位比我还年轻的女性，在产后就“正规地”坐过月子—-当然至少部分地是在他们的父母或公婆的强迫之下坐的。所谓的“正规”是指，在产后一个月内，产妇需绝对卧床；卧室必须封闭；不能见风；除了简单地洗洗脸之外，不得刷牙、洗澡；等等。还有一些家庭独门秘方之类的稀奇古怪的规矩，在这里不说也罢。总而言之，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母亲在产后的一个月内都处在一种人为的、近乎冬眠的抑郁状态之中。
    这样的“仪式”会对婴儿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根据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早期的母婴关系，对婴儿的人格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越早影响就越大。出生导致的与母体的分离，是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最重大的一步。而这一步成长的结果是母亲的“抑郁”。婴儿会觉得，我的成长会让母亲不高兴。很多的研究显示，中国人的抑郁质要高于其他一些民族。这是否直接地与“坐月子”有关系？
    另一个线索是在中国每天都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对几乎每一位中国人来说，以下的对话场景都不会太陌生。
    室外，一位男士敲门；室内的女士想知道是谁要进来。
    女士问：“谁啊？”
    男士：“我。”
    “你是谁？”
    “是我。”
    “你到底是谁？不说我不开门。”
    “你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听不出来。”
    “我是老三啊。”
    “老三？哪个老三？”
    “老三就是老三，还有什么哪个老三。把门开开吧，我有事找你。”
    “我还是没弄清楚你是谁。你不说清楚，我就是不开门。”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是徐文中。”口气已经有些不耐烦，似乎自己说出自己的名字是一件很痛苦和很没面子的事。
    室内女人一声惊呼，说：“你这个挨刀的，早说啊，早说了不都进屋半天了。”
……
    类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打电话之类的场景中。在德国，一个德国人即便在自己家里接听电话，首先都会直接自报姓名，打电话的人就自然更加需要首先自我介绍了。
    无须做熟优孰劣的判断。需要弄清楚的是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这样“有趣”。这种“谁-我”的问答模式至少表面上是荒唐的，因为“我”是一个人称代词，可以代表任何一个人，所以相当于没有回答“是谁”这个问题。回答“我”的原因是，我相信你知道“我”是谁，也就是说，“你在我心中，我也在你心中，所以你应该知道‘我’是谁”，这显然是人际关系过近的一种表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过近，会使个人丧失应有的独立性。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点像是一锅煮熟了的米饭，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粘连，每个人都受到来自他人的过多的制约。所谓人权，只有在人与人之间有着清楚的边界时才能够达成。在相互粘连的人群中是没有人权可言的。人权的剥夺者在剥夺了他人的人权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部分的或全部的人权。这中间没有人是受益者。这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有较高的抑郁质。雅克布森认为，抑郁是由于自体表象与客体表象、自体与客体之间缺乏清晰牢固的界限。“我-谁”的问答模式，显然很符合这一判断。
    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指出，在革命队伍里，一种危害极大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容易形成小团体、小宗派，任何一种相似性，如同学、同乡等等，都可以把一些人凝聚在一起，形成谋私利的小圈子，并对他人利益和大的集体利益构成威胁。
    如果精神分析是一把手术刀，那它在中国的使命之一就是切割掉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粘连的部分，把熟饭还原成生米，使每一个个体跟其他个体的界限都干干净净、清清楚楚；通过增加个体的独立性、自由度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价值―–因为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的情感才是最可宝贵的。从更大的范围说，由具有独立人格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才能够真正地长治久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弗洛伊德热中，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并没有多少在临床中从事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的精神分析，被较大规模地用于临床实践，是1997年之后。德中心理治疗院（在德国注册的机构）在中国主办的高级心理治疗师连续培训项目，推进了精神分析的临床应用。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不是对作为一种理论思潮的精神分析感兴趣。这对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精神分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想说的是，跟其它的心理治疗学派一样，精神分析作为一个学派最终也会消亡。一种带有大统一的或者整合意味的心理治疗架构的出现，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消亡了的心理治疗学派，会以一种略显悲壮的方式存在，即将自己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留给或者融化到新的架构中去。这部分地有“落叶并非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意味。总有一天，我们在为咨客提供服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说自己是在做精神分析还是在做行为治疗。而且，这种整合的架构，肯定也能够比精神分析更好地服务于百姓的心理健康事业，以及更好地反省、整理和改造我们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