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异端”是怎样被掐死的

    曾经有人说过：对社会持批判立场，或游走于主流之外的人，恐怕在他踏上这条不归路的第一天起就得作好被整个社会所攻击、抛弃的心理准备。弗洛伊德对此曾感慨万千。　
    我不知道作为一位作家，A是否想到这一点。在精神分析的视野里像A这样的人具有强大的“移情”和“升华”的本领。他可以再造出另一个世界。然而这样的一个只存在于他的精神结构中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常常处于冲突之中，转换为他的内心冲突。这个时候，对主体性的捍卫与对主体性的毁灭性解构之间的冲突常常需要一种强大的自我的力量来消解，也即是说，一个人其存在状态在他人看来越是“神经病的”，他越能摆脱精神分裂的威胁。在这个异化的社会里，“否定之否定”虽然不一定就能“复归自身”，但它仍然是对已经遥遥逝去的人的存在的本真状态的一种回应。
    帕斯卡说：“整个社会的疯狂竟然如此不可避免，以致不疯狂也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狂。”而弗洛姆则认为，病人是最健康的人，被视为“神经病”的人之所以得病正是抗拒异化的结果，他不轻易将自己交出去。症状的出现反映了他对自我的捍卫。虽然他是失败的，但与“正常人”比，他的精神结构要健全得多，他的失败反映了社会的高度病态。而当一个能创造出另一个世界来对抗现实世界的威胁的作家、诗人也被现实所击败，陷入高度的精神恐慌中，以致不得不选择离开时，这个社会的摧残人性已经达到了丧尽天良的程度。　　
    大约在半年前，在电话里A就给我说过了他想去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隐居。这样的角落大抵是在深山老林里。当时我以为A是说笑话。我的理由是，在现代社会，“隐士”早已成为一个笑柄。离群索居只是一种意淫的浪漫，根本不能当真。无论如何它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生活如何保证，二是如何能够克服已经与“文明社会”同构的心理，战胜“文明社会”的诱惑，忍受一种原始的生活？在深山老林里独自面对蓝天白云、林海风声的愿望曾经使我彻夜难眠，但第二天太阳升起使我明白这只是一个梦而已。在一个高山峡谷里呆了一年多的时间使我深切地感悟到，古代的“隐居”与现代的“隐居”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古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原始面貌要浓一些，“隐居”并不算是一种“异端”的生活而是一种存在的常态。而现代“文明社会”早已将人“社会化”为一个主要用其社会属性来确认其存在的人，他已经无法体验到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了。现代社会早已粉碎了农业文明的神话，包括“隐居”、“隐士”，其“浪漫”已经灰飞烟灭。如果说古人的“隐居”因其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而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心理上的恐惧的话，那么对于已经与现代社会取得精神和心理上的同构性的现代人来说，离群索居则是无法忍受的。除非已经彻底绝望，否则一个人无法通过斩断与社会的联系，而在一个对于心理来说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保持心理上的生存。　　
    A在报社，编辑着一份与党报性质差不多的歌功颂德的报纸。他是分裂的，生活与生存被切为两半。A在生活中没有几个朋友，独来独往，天马行空。他是个文人，具有很典型的文人气质，这一点和我有些差异。他头上有各种各样的头衔，诸如什么作家协会会员、什么学会理事之类，如果按一种庸俗社会学的标准，这是很令人羡慕的，起码是一种地位和话语权的表征。至今我已经忘记我和A熟悉的具体场景，我已经不明白他的沉默寡言与他的思想有何联系。　　
    两个月以前，A和我进行了一次对谈。在这次对谈里他再次向我说了他想离开。这是他最后一次与我通话。我希望他能考虑到这样做的理由，以及是否为隐居提供了物质上、心理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准备。他说他已经无法忍受，否则他将发疯，而他对一些必要的事情都作了恰当的安排。我想：如果一个人有一点钱，足可以支撑多年的生活费的话，那么选择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立一栋茅屋，再种一点菜，也未尝不是一种逍遥。“知己”的跟随可以减轻斩断与“文明社会”心理上的联系而带来的痛苦。而在草长莺飞、花开花落中生活，也可以算是一种人与自然的合谐，甚至是精神的皈依。但是，这仍然过分浪漫化了。在我们想像中简单的事情在现实中将变得极端复杂。隐居者即使能提供生活上的保证，这种保证即使能在他欲望不大的生活中不破坏隐居的精神愉悦，但一种因远离“文明社会”而被忽视、弃置的感觉仍然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在一个人已经体验到了“文明社会”所提供的种种便利好处的情况下。隐居者从某种意义上看就像是一个出家人，已经跳出尘世之外，虽然并不是“三界外”。A真能做到吗？　　
    一个人被逼疯、被逼走，背后必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许多老谋深算的人都这样说：如果你不能改变现实，你就要适应它。这么说看起来有些道理，但却表现出对人性的惊人无知。他们不愿意看或看不到的是，在“适应现实”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神经症、精神病状态，以及形形色色的施虐－受虐狂的出现。人性并不能适应于任何环境，在一个缺乏对人尊重的环境里，人健全的理性能力将受到伤害。一个人可以强迫自己改变，以适应环境，但这种适应将使他的自我被否定，在“超我”的高压下导致精神分裂。这种精神分裂通过各种病态的行为和思想而表现出来。在这样的环境里，一个人的内心冲突似乎通过群体对他的接纳而掩盖了，与环境的同质性使他获得了一种安全感，而这个环境提供的生存资源，甚至稀缺的资源使他看到了没有适应现实而无法看到的希望，而这恰恰符合可以支持一个人的心理优势的、整个社会用以判断“成功”的标准。在这个时候，适应现实者已经变成现实的一部分，或者他就是现实本身。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现实？除了默认既定的等级秩序、在潜规则下的各种道貌岸然的规矩，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因“适应现实”而导致精神分裂、处于病态的人的普遍存在。“单位”作为一个谋利的共同体，既是人们安身立命的场所，同时也可以让人们通过相互的比较而获得对自身的存在价值的确认。争夺生存资源构成了在“单位”上的人的自觉选择，而一点能力加上到位的阿谀奉承则是通往成功的道路。无论是实际的利益还是他们由他人的评价，以及根据占据稀缺资源的多少而获得的尊严，都与此密切相关。而稀缺资源似乎有条件的人都有机会，但数量上却不够分配。由此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但这种同质化的争斗再残酷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个表象背后是大家不约而同对一套可以给大家带来获利机会的潜规则的默认和发挥，对这种粗鄙的拒斥形而上思考而汲汲于利的存在方式的认同，以及对与之配套的价值观念的捍卫。群体的力量加上生存资源的诱惑，使这个“现实”成了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它就像是一杆旗帜，只需要轻轻一挥，便可将趋炎附势者裹挟而去。　　
    我们的谈话带着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愤怒，以及一贯的轻蔑。不知不觉之间我们的角色已经变化，A成了一个迷惘的控诉者，而我似乎已是一个冷静的分析者。A不明白，为什么他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跟着许多人吹牛拍马，他不和他们沉溺入一种斗鸡玩狗、搓麻赌牌的生活之中，立即就引来了这些人的似乎是永无休止的诽谤、孤立和攻击。他更不明白，何以在他对许多人所追求、热衷的东西从未表现出热情时，他们会以一种非要贬损他的面目出现。而实际上，A与世无争，从未在我们可以预见的一个自明的逻辑基础上为别人对他的损害提供一个前提。我告诉A这是他们的一种本能反应，其背后是无尽的恐惧和空虚。A显然并没有理解与世无争在不同的环境里的客观意义，以及将要遭受的命运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不同的。在一个陌生的、由临时性的群体组成的公共空间里，由于不存在多少心理上和利益上的联系，与世无争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从而既不会引起他人的精神焦虑，也不会让他们感受到威胁而呼唤出他们的攻击性。但如果这样的一种与世无争出现在一个彼此熟悉的共同体中，并且这种“无争”乃是对人们趋之若骛的对象的一种轻蔑，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一个已经丧失自我、并且是在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或获取虚幻的安全感而对自我进行扼杀的人最害怕的就是他的自我魂归人间。这将产生致命的心理后果，一是对他背叛自我的行为进行严厉的谴责、控诉和审判，将他的灵魂抛进地狱，接受地狱之火的焚烧。二是对他现在的虚假的自我进行鞭挞，以一种因其发源于生命特质而具有强大威力的力量质疑他现在所选择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合理性，并且使与这个虚假的自我、异化的存在方式和价值观念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利益遭到毁灭性的威胁。而由于一个人已经扼杀自我，他的精神结构已经畸变，很难在一般的情况下重新获得理性的健全，因此自我的影子的出现很难让他克服深深的恐惧而“复归自身”。由于安全感的需要，以及利益的强劲呼唤，已经畸变的人格结构导致了这种新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产生：只要自我的影子一出现，立即就要扼杀它、否定它，并且由于这种深深的恐惧，他必须对让他看到自我的影子的载体实施攻击。只有这样他才能确信，并不断强化自己当初扼杀自我的选择的合理性，并且保持足够的心理优势，否则，在心理上他就无法生存下去。由恐惧和不自信，以及负罪感而萌发的这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反应，其力量恒久而又强大，只要外界的威胁不消失，它就不会熄灭。汉奸之所以有时比日寇还要凶残，甚至变态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就在于他既然背叛了祖国，抛弃了“中国人”这个存在的属性，他就必须从心理上蔑视“中国人”，努力否定原来的那个自我，并且消除一切让他看到原来那个自我的中国人，以此强化自己当汉奸的选择的合理性，获得心理上的生存。　　
    一个“适应现实”的人与此具有相似的精神结构。从心理上和精神上进入已经异化的单位这个共同体是以付出自我的被否定、用共同体里的一套指令来重新编码自身的存在方式的代价来实现的。在这样的一种异化中，原先的自我与既无法获得共同体的认可，也无法捞取利益对应，而重新在人格结构中建构的那个虚假的自我与安全感、与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可以确立一个人的“存在价值”的利益对应。它们不断地获得强化，久而久之这种经验上的确认便沉淀入无意识中，成为一个人的一种“先验”的“价值判断”。但是，由于这种在“逃避自由”基础上的自我的建构是虚假的，无论是群体认同的安全感还是利益保证的“尊严”都不堪一击。一旦有外界的刺激出现，无论是让他们看到自己原先的影子还是对他们所趋之若骛的东西，以及其存在方式的任何轻蔑，都会引发他们的恐惧。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保持心理上的生存的第一反应就是消除一切对于他的存在方式、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以及所追求的东西的价值的怀疑。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怀疑，不管这种怀疑是通过别人的发问，还是无形中的对比，或不经意的刺激，只要怀疑出现，他们辛辛苦苦所建构起来的心理基础就会崩溃。　　
    这就是在一个十个人的团伙里，九个有“共同语言”的人必须要把另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同化，同化不成便必须不断攻击他的原因。在一个异化的环境里，只要“公认”的价值观念获得统治地位，并且能够支配生存资源的分配，那么即使对自由和多元化的仇恨不以制度的形式出现，也将以心理上的恐惧出现，这样的一种极权主义向度甚至渗透进了人的思维方式之中。在这里，精神的畸变导致思维方式和心理反应机制的紊乱。A的与世无争、特立独行尽管是在自身的独立的精神结构中自明地获得其理由，并且不与外界产生联系，但它在那些人眼里，实际上已经等于对许多人奉为价值的东西的轻蔑，对他们如此选择这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根本否定。这种怀疑是通过无形中的对比出现的，这种对比可能并不被A捕捉到，但在因其自我建构的虚假而不足以支撑其强大的心理素质导致他对于自我影子的出现高度敏感的人眼里，它是再明显不过的。这样，A的存在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威胁。他成了一个将他们的自我呼唤出来的引火者，一个危险的载体，一种让他们在心理上无法生存下去的刺激。如果A是一把火，那么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必须把这把火扑灭。　　
    攻击性来源于遭受挫折的心理，不管这些人的选择是否“自愿”，客观上都是自我的被否定，因而都是心理上的挫折。他所选择的并不符合人性的自然需求，选择的背后就是精神的畸变。被破坏的理性能力和人格结构使受虐－施虐的性格特征暴露出来。一个“适应现实”者在“适应现实”时表现出了对外界权威，一个共同体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屈服的倾向，他否定自我，俯首称臣。这种受虐的经验在他的无意识深处蓄积了耻辱和仇恨，迅速转化为施虐的倾向和愿望。似乎有一种声音告诉他这种因耻辱而存在的心理上的劣势只有向外攻击才能得到补偿。而在高度的不自信之中，施虐可以通过心理上的强势地位来加以麻醉似的消除。因此一个“适应现实者”，一个善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的人极富于攻击性，无论是作为受虐狂存在还是作为施虐狂存在，都是他存在的两面，而这两面在这么一个已经被破坏的人格结构中是统一的。　　
    受虐－施虐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了一个人的趋向于符合人性的潜能的衰竭，不管他如何用外在的利益、社会的认可来麻醉自己，实际上在无意识深处，他都无法挽救自己人生的失败。不管他们得到多大的利益，而A们又损失到何等地步，真正来讲，在A们面前他们都无法获得心理上的优势，更不可能获得价值上的确认。他们对A的攻击除了要尽力消除怀疑外，还意味着这样的一点：A的存在方式表现出了一种他们曾经向往和赞许，如今却已不可能达到、虽然只能用仇恨来掩盖自己的恐惧却无论如何在内心深处都无法否认其价值的存在高度。这种存在高度时时都是对他们的一种质疑，一种威胁。他们对A的攻击在这种意义上怀着一种变态的嫉恨心理：只有让A承受磨难，才能使他的存在方式失去一种其实也只是他们臆想中的价值上的确认；而对A的语言的攻击，则是通过一种自为的用语言所搭建出来的虚幻的对比来不断强化自己的选择的合理性。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许多人的快感建筑在他们恐惧，或敬畏的人倒霉的基础上，而许多人为什么凭空就对精神档次并不低的人看不惯、非要找他麻烦、连骂两声也是一种享受的原因。　　
    我们的这次谈话可能是我们的所有谈话当中最长的。我甚至能感觉到A的激动。此后我便再也没有与A联系。而当我再打他的电话时，电话已经销号。打他的手机则一直关机。我不明白A是否已经远走高飞，但他显然已经从他所住的房子里搬了出去。而不管A是否已经远离，都已经不重要了，摧残人性的环境只要达到使一个不想丢失自己的人只有靠躲避才能保持精神健全的地步，那么异化的惨烈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是否“人道”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包括不管是否扼杀过自我，以及是否有施虐－受虐倾向的人的命运。在这个普遍性的命运背后，像A这样的“存在者”的存在是多么不合时宜，个人主义已经被唯我主义，以及道貌岸然的“共同体”置于死地。人心的险恶与复杂背后是一种具有极权主义向度的集体沉沦。在一个由等级制所保证、由权力、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支配稀缺资源的分配的环境里，精神的独立、思想的自由没有立锥之地。而即使权力、意识形态都退居幕后，群体信奉的价值观念未能从思维方式上在多元化的条件下产生，“逃避自由”的后果也很难保证“异端的权利”。没有“异端的权利”，就不能斩断一种对个人的选择缺乏尊重的逻辑。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包括A，只能无望地继续被吞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