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神经的时代”里痛苦挣扎的灵魂

    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话语方式仿照如下，可以对这个时代进行这样的概括：这是一个无耻的时代。这是一个罪恶的时代。这是一个沉沦的时代。这是一个神经病大量涌现的时代。　　
    弗洛伊德的伟大之处，无论如何与他对“文明社会”是一个致病情境的发现与阐述有关。这个发现在他的学生弗洛姆那儿带来了对病理反应与致病机制的社会病理学分析的革命。按西方哲学的逻辑，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状态实质上可以表征为人的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这种分裂越剧烈，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分裂便越彻底。　　
    因此，文明的进步意味着人的对象化和物化的不断加强。文明越发达，人离自己曾经的“精神家园”也越来越远。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的分裂的加剧使人不仅对外界，而且对“自我”也越来越陌生。“社会”成了一个异化的、可以吞没任何一个人的巨大的“场域”。从精神分析的最基本的病理理论上讲，只要意识的分裂和人与外界、自己的异化的各种体验以内心冲突的形式出现的频率和程度得到提高，那么一个社会越是“有病”。　　
    如果承认这一点，精神分析立即就会陷入悲观主义。患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作为一种“刺激—-反应”的结果，其病源在于社会。也即是说，即使治好了患者，只要“社会”这个巨大“场域”中的致病情境不消除，那么，没有一种神经病或精神病能够真正被彻底治愈。在这个无奈的困境里，精神分析所能做的只是如弗洛伊德所讲的，不过是将患者从个人的不幸引向生活的普遍不幸。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精神分析给伦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情心基于他人痛苦对自己所引发的痛苦反应。每一个人的痛苦都是所有人的痛苦的一种揭示，它不过是偶然地通过某种形式，使这种痛苦通过某个不幸的人成为它的载体而获得确认。弗洛姆所构筑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大厦基本上就是一种扩散于道德领域的精神分析。单纯的以主客体对立的逻辑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已经不能表现出其人道主义内涵。所以，荣格走向了东方的神秘主义；霍妮、弗洛姆、苏利文开创了精神分析文化学派；莱恩走向了存在主义的纵深；而弗洛姆与铃木大作走到了一起……　　
    尽管许多人仍然强调在非线性、非理性领域里进行研究的学科要适用于在理性、线性领域里游刃有余的科学的标准，尽管有人仍然认为精神分析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局”，但它在理论洞悉和临床治疗上的强大功能已经为自己的存在理由进行了足够的论证。弗洛伊德之所以能与马克思、爱因斯坦比肩而立，不仅仅在于他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开了人类幽深的心灵世界的大门，而且切进了文明发展的逻辑，使精神分析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救赎者。不管遭受到何种攻击和责难，他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进入人类历史上“先知”的行列。　　
    个案分析：“存在性不安”与负罪感的“外化”　　
    [患者描述：我姐妹七个，小时家境不好，由于我是第七个女孩，可能受冷落，很少有人理我。我一直不善与别人处关系，从小到现在都是，也不是很会说话，我一直是很内向的，学习一直非常好。　　　　
    在感情方面，我从小学就暗恋过老师，但仅仅限于是暗恋，没有说出来过。工作一年多后，科里一个同事，非常有魅力的男人，经常在私下里说喜欢我，也比较照顾我，他也是一个情场老手，和好几个同事好过，我很被他迷惑，在很茫然的情况下，我们突破了最后的防线，是我自愿的，偷偷保持了好几年，在我找男朋友和结婚以后都有联系，（他一直不知道我和那个同事的事）心很累，又欲罢不能，但后来他调走了，我们就断了。　　　　
    在他还走之前四年的时候，正是我刚被调科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没人要了，我找了我现在的老公，不过我们一见钟情，很谈得来，我们认识一个月后偷偷在一起了，但以后我发现我们的性格，世界观等差异很大，我们经常吵架，我们在一起吵架比好得时候要多很多，但我们还是结婚了，婚后的我们矛盾非常多，我很多时候都想离婚，但他不愿意，我也没有作很多的坚持，我们就一直吵闹下来了，在性方面，我很热衷，而他却不怎么喜欢，我们大约一月二次，我很不满足，一直很压抑。　　
    调科以后，记得一次和别人说话时，我感觉到她注意我说话时嘴巴的样子，我不知怎么就好象不知道如何安放自己的嘴巴一样，我一窘迫，就越不知该如何用嘴说话了，目光也变得躲闪，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不知该怎样和人交流，因为我的嘴巴会觉得不知该怎样安置，越是这样我越是紧张，有时紧张的厉害时会结巴，也不愿在科里接电话，下了班后觉得头都紧张得疼，一开始只是和女同事说话时这样，后来和男的说话也这样，但程度要轻一些，这种状况大约持续了4年多，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也为了逃离这样的环境，去年一月份我又调科了，希望一切能从头开始，但事情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我也作过很多的努力，在心里发过很多的誓，但我还是失败了。　　
    现在是最严重的时候，从今年开始，我一个人的时候也会这样了，我总会注意到嘴巴的存在，因此弄得嘴巴好象无以安放，一真处于紧张状态，有时睡觉时也是这样，而且我非常的敏感，别人对我的稍带点否定意思的话都会刺激我，特别是不直接和我说得那种，内心很软弱，觉得不能再承受任何的打击了，很多时候想立马去死，我真怕自己有一天会精神失常，我设想了各种自杀方法，跳楼，割脉等，最后决定安乐死，我想准备一些药物，实在熬不下去的时候就自己注射，如果我没有孩子，没有父母，我早就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有一天会坚持不下去。]　　　　
    分析：　　
    一直到现在，人们都无法解决康德留下的一个难题：有德者未必有福，而享福者实多恶徒。内化入人的心灵深处并执行监视、惩罚功能而以“超我”的形式出现的道德，其严厉性似乎主要是针对好人的。这个个案证明了这一点：具有神经症的病理反应的，有时往往多是内心中没有多少破坏性的好人。而那些人渣，因其已差不多解构了道德，表现出来的心理冲突并不强烈，作为“超我”的道德并不具有强烈的惩罚功能，他们反而很少出现这种破坏性针对自己而不是外界的神经症。　　　　
    这个个案所具有的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折射出了经典精神分析的局限，凸现了精神分析和哲学相结合的重要性。患者对老师的暗恋初看似乎是“恋父情结”，其实它发源于一种“存在性不安”。莱恩多次强调，有些“精神分裂性”的病理反应本身源于人的存在命运在后天的社会环境的遭遇。“存在”本身所产生的问题被人体验到将由心理防御机制对他的行为进行调整。这种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和存在的价值的恐惧感构成了人类的一种最深远和强大的内驱力。　　
    人自脱离母体开始即如人类走出原始的精神家园开始。儿童的自我中心倾向源于人类早期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无意识残迹。他企图以他的意志规范世界。他希望得到重视和关爱。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心理受挫，其结果是生命的挫折。这种挫折感激起自卑的心理，使人感觉软弱无力，没有信心，在这个世界上像是一个客体，而不是一个主体。这是一种最深刻的“存在性不安”。由“存在”所引发的东西无法得到，变着法也要得到。儿童无法获得重视和关爱，他就要在未来的岁月中寻求补偿。不能从父母那儿得到，就要从别人那儿得到。　　
    不能得到满足而遭受压抑的儿童愿望以伪装和变形的形式在以后的岁月里投射在可以满足他这种愿望的对象身上。它可能导致升化，即指向自身，通过凸显自己存在的价值而获得补偿。它更可能通过移情投向外界。但如果投射到了有违社会伦理观念的对象身上，超我就会对自我进行惩罚，它就会在人的内心激起焦虑，产生负罪感。这样的一种心理机制决定了患者以后的刻苦学习、内向、暗恋老师等诸多事件，以及她现在的痛苦－－自从她在小学暗恋老师，她就已经产生了负罪感，超我已经对她进行惩罚了。　　
    通过她在结婚前与男同事发生性关系，而直到她找男朋友结婚后几年之间都还与他“欲罢不能”的经历，负罪感在对象的置换中以另一种形式加以表现，并得到强化。它不再是当初暗蛮老师的那种负罪感了，而是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自己的存在价值被自己所否定的焦虑。不管她是否意识到，有一个声音都在告诉她这样做是不对的，她对不住她的丈夫。　　　　
    在这个时候，她的性欲强烈其实并不是她真的有旺盛的性欲需求，而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一是通过性欲的满足，她可以获得存在感，借以克服儿童时期不受人重视和关爱的无助状态；二是通过与丈夫的肉体交合，变相地补偿丈夫，以消解自己对丈夫的背叛，从而消除自己的负罪感。这种变相的补偿方式被她与那位男同事的来往击得粉碎，再次强化了她的负罪感。在这个时候，别人的议论已经等同于对她的审判。不管她是否意识到，她在内心里认为自己似乎就是一个罪人。因此，别人的目光，只要有她认为的异常，就似乎已是对她的罪恶的确认。目光扫视到身体什么部位，似乎那儿就是罪恶的、有缺陷的、卑污的。　　
    因此，当她感觉她的同事注意她说话时嘴巴的样子时，通过同事目光的注视，似乎她的嘴巴是有问题的－－它就是她的罪恶的化身。这种意识使她的嘴巴的功能出现了紊乱。在这之后，她的嘴巴问题所产生的一切痛苦，都是负恶感强化的结果－－越是确认嘴巴的意识上的病态的缺陷，它的功能越是紊乱；而它的功能的紊乱反过来又更加使她确认嘴巴是有病态的缺陷的，她的确是有罪的，虽然这一确认发生在无意识层面。如此恶性循环，导致了她所能描述的那些痛苦，以及她企图加以解脱的心理冲动。因此，仅仅用治疗她的嘴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不能找到病因，那么嘴巴治好了，身体其他部位的毛病马上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