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案例：社交恐惧症的“战斗”

在《纽约客》作者Jose Antonio Vargas笔下，脸谱网(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对社交也有着某种“不喜欢”。

“尽管Zuckerberg的目标是让世界开放，但是他自己却是一个谨慎和内向的人。他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这么去做。他也不喜欢在公共场抛头露面，虽然这种请求越来越多。今年(指2010年――编者注)夏天，在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的一个活动的后台，有一个嘉宾在上台发表演说前的几分钟，转身对Zuckerberg说：‘你不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是吧？’Zuckerberg漫不经心地说：‘对。’然后拿起杯子喝了一小口水，望着远方。这使得当时非常尴尬。”

有社交恐惧的人或多或少会让人觉得古怪。如果你能看见他们的话。有时候你能看到他们。看到他们在众人面前讲起话来声如蚊嗡或者结结巴巴，看到他们一说话就脸红不敢与人对视，看到他们在聚会闹哄哄中躲在角落里把头埋在书里。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们并不出现在你视野里。你看不到他们偷偷擦着手心里的汗，拼命抑制身体的抖动，把自己封闭在网络世界里以填偿想与人交往的渴望，或者心里对自己嘶吼“怕毛怕”却难以指挥自己的脚迈出家门。

他们活在一场或者激烈持久或者讨厌绵绵的战争中。他们要跟自己对“社交”这个“敌人”的“畏惧”抑或“不喜欢”，作战。

而从某种角度而言，“他们”可能就是我们。

仇玉涛 26岁，山东青岛人，航海专业大学毕业，做过几份工，却每每遇挫小时候倒算没有(什么重大挫折)，??一直是个乖孩子，性格内向，和人打交道也少。

上了大学以后就不同了，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班里活动，系里活动，别人都很活跃，就我自己很呆，没什么特长，也不怎么会和人交际，就连话都不会说。??觉得自己与这个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时候因为不会处理事情，觉得自己的表现让人尴尬就选择了逃避。时间久了就觉得离这集体越来越远，像个茧子一样把自己包起来。就像刺猬遇到危险会卷成一团，选择防卫。

刚毕业那会儿找工作还算顺利，在青岛港，轮驳公司，港口作业。很不喜欢那里的工作环境，同事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还多都是码头工人熬上来的，性格很粗犷，甚至粗鲁，而我就显得太娇气，在他们面前就是小孩。两个世界的人，但是还必须交流，因为在那里还算个小头目，必须领导他们――他们哪里会服这么一个小孩，一开始甚至都使唤你，所以觉得自己很窝囊，挫败感很重。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就好比一个秀才入了武行，当了军人。

在那里受了三年窝囊气以后选择了辞职。(之后)去了深圳一家客运公司，开快艇，从珠海到深圳的客船，像司机一样，还要兼顾船上的人员、乘客的管理。不爱干，不合适。在深圳煎熬了半个多月又辞职了。

 

然后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去应聘老师教专业课，觉得这个应该适合我。(结果)我一上班就紧张得发抖，嘴都说不清楚话，不停冒汗，别提多丢人了，事先备课我准备的比谁都刻苦，可是上了讲台什么也讲不出来。第二堂课我就走了，招呼都没打。当时彻底崩溃了，收拾好行李准备去死了，不愿意再活下去了。觉得自己是个废物。

一个字，怕。做个事情甚至说句话都要鼓起很大的勇气，自己上街都怕，极度没安全感，每天早上上班前忐忑不安，别提多难受了。??夜里醒来就开始紧张害怕，怎么面对着一天，紧张的饭都吃不进去。

看过几次(医生)。(青岛)哪有什么好医生，到了哪里我都是一通倾诉，然后走人。那医生真让我没话说，她根本就不理解。我们这些人总是被忽略的。

我现在在济南一家精神卫生中心看病，略微好些，但没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只是开药，劝导的话都不多，我现在只能去相信那几片药了。其实，心病还需心药医。

张晨光，19岁，成都人。刚到重点大学报到两个月就休学了，原因让家人不能接受：他不敢到食堂打饭。“一到食堂看见那些人就紧张，害怕，脸红，心慌。”同样的原因，张晨光也没办法到教室去上课，不敢去小卖店买东西，只要是有面对面的交流，他就没办法完成。其实他高中时就很少去学校，都靠自学。但因为在家食宿可以解决，那种对社交的畏惧还没有威胁到他的生存，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显现出来。直到大学食堂引爆了他对社交的畏惧。

吴婷，49岁，工作于成都某大型国企。吴婷18岁那年，毕业分配到这个单位，被委任为团支部书记。刚上任不久，就跟着党支部书记出去开会，只带着耳朵去听会，没做记录。回厂后，开大会传达会议精神，团支部书记也要坐到主席台上，党支部书记把会议精神传达完了之后问她：“我们一块儿开的会，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她一下子蒙了，刚刚工作什么都不懂，站到主席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从此，吴婷开始害怕开会。从此，她不敢当众说话――她的概念里，人数为五即为“众”。可她的工作成绩不错，在岗位上工作几年就会被提拔。每每这时，她就申请调去别的部门，又从最基层的员工干起。几年过去又出现升职机会，她就再换岗位。如此这般反复。到38岁这年，提拔再次降临，她还想逃，但这次逃不了了――年龄大，调不动了，再无部门愿意接收她。

后来她去看了心理医生，用三个月的时间治愈20年的固疾。之后就“回去当官去了”，一个迟到的“官”。

马科，在家茧居两年，靠母亲微薄收入度日。我性格很孤僻，从小不爱说话，走上社会后换了几份工作，最后都是因为不能融入集体，后来干脆待在家里。我的身体比整天在外边跑的人只会好不会差，一技之长也有，而且对这一技之长的自信无以复加，关键是其他方面没自信。任何人上班的时间里，真正发挥特长的时间都是占少数，社恐其实都是败在剩下那些并不能体现出特长差距的时间里，比如待人接物、业余应酬、沟通等等，不然我也不会想在家赚钱，我一个人的时候做事很麻利。

我跟人只要不熟还是没问题，就怕一回生二回熟。就说买菜这事，我今天在小贩甲这儿买了白菜，明天路过如果他正好看到我，我肯定不好意思去别人那儿买白菜，又为要跟他打招呼犯愁，两头难，其实人家都未必记得我，但我就是控制不住强迫思维。

(还)比如上班第一天都挺好，第二天就不行了，毕竟彼此认识了，尤其是跟别人目光对接的时候，不打招呼不是，打招呼也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表情，越熟悉越紧张。其实我心里是很抗拒寒暄的，什么“早上好”“吃了没”这些废话我觉得特虚伪。但是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真才实学要有，但其实有个七八分就够了，关键是交际手腕要高，脸皮够厚。真正混得好的往往是油嘴滑舌能力一般的，而那些能力十分的闷罐子到头来反而却只能被老油条使唤。谁都知道做技术的永远没做管理的有钱，什么MBA就是专门为老油条准备的。其实技术人员更辛苦更需要智商，管理人员可以完全不懂技术，但是现实就是这么不公平，社恐就是做底层的命。这世上有100%靠交际的职位，但没有100%靠技术的职位，哪怕社恐能应付工作中99%的技术问题，也会倒在那1%的人际问题上。”

彭湃，25岁，大学毕业生，成都某医药公司销售经理。出于工作需要，彭湃每天都要运送货物，这本是正常工作，但对他来说却有点障碍。

彭湃怕跟出租车司机谈价格。每次拉货问司机要多少钱，司机说了价钱，明知道很贵，但他束手无策，只能答应，上了货拉起就走。

还比如去买烟，他明明知道别的烟摊是8块钱一包，但这个烟摊要10块，他就给人家10块钱马上就跑了。“为什么不敢讲呢，旁边就是8块？为什么不敢不买呢？”他也后悔。“就跟人家谈谈价有什么不可以呢？”但他偏偏就是不敢。

医生建议彭湃看电影《保镖》，学习其中的自我评估方式。女歌手对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保镖起初并不信任，因为后者西装革履，不像其他的保镖那样虎背熊腰看着有威力。但凯文对女歌手说，“外形仅仅是伪装”，评估要更看重内在，相信受过规范化训练的背景比仅仅身材强壮更有竞争力。

电影让他想明白了，“实际上，谈价过程中就是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嘛”，“我是个大学毕业，我是本科生，我还是营销公司的副经理，开车的就是个初中生高中生，我文化程度比你高，我可以跟你谈价。”

一部电影戏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彭湃就这样努力着，学着克服自己那个特定的社交焦虑障碍。

蒋元，37岁，成都某制药企业工人。本来，蒋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大学讲师，可一讲课就紧张；于是换到实验室工作，可实验室有时也要带学生；于是他就跳槽到企业，跟机器打交道，可因为是业务组长，还要管几个人，这对他有点难；于是，他干脆只做工人。

脸红，出汗，全身发紧，结巴症状在“权威人士”面前就更强烈些――所谓“权威人士”，主要是单位领导。

工作对他来说，很难有长性，他在频繁的跳槽中，境地越来越差。他不甘心，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能力也很强，只是不会与人沟通。他专门去学习了心理咨询，知道了很多理论和方法，但是，“给别人做教育和沟通都行，但用在自己身上就不行。”他的逆向跳槽持续了将近20年，“一味地在退，超过了底线”，近些年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工人的收入让他感觉窘迫。“升无门，退无路”，他痛苦万分。

王艾，17岁，河南信阳人。打小“见人就怕”的他，生人熟人都怕，对爸爸妈妈，“一般不怕，不过有时也会窒息的”，更不要说去看医生，医生也是人啊――“怎么敢去”？

“俺有时候在家里看着窗户外面的人说话我都害怕，不敢看了。”网络是他通向外界的唯一渠道。“说真的，我也只有在网上敢这么说。出去了你打死我我都不敢的。”“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懂，只是紧张而不会表达”，“反正我感觉社恐的人在外面，别人都把你当作不懂事的小孩”。对于幸福，王艾想：“找老婆也要找社恐的，然后不生孩子，一起找个地方隐居，幸福到老。”

有病友质疑：“社恐还会幸福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如果不用出门。不用接触人事，我想会的。只活心情，不活人生。”

张超，22岁，河南洛阳，工人。大概两年多前，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吃饭。当时是面对面坐着等，无意中一个眼神交汇让我觉得尴尬不已，在那时，我知道自己有目光恐惧。而后发展到社交恐惧时，我在朋友聚会时充当旁听者也会满心焦虑，还有好几次陷入一种绝望的痛苦。

去年8月，一个朋友约我见面，骑着摩托车要来载我回家。我不敢拒绝，等他的时候，开始想对策。突然，我感觉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逃避，而是应该尽心尽力去贴近周身世界。我找到一个办法，就是先不考虑过程，而是先设想结果：想象自己已经完全走出困境，在那种状况下，我音容笑貌、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我想象我回到家里后的一切生活细节，让自己的心有个惦记。

这种一瞬间转变的想法，突然让我如释重负。这是一种精神的升华，一种美妙的感受，我叫它釜底抽薪。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次，远远不够。

社交恐惧是一种现实的状态，我没有办法去推翻，所以我要做的不是克服，而是替代，找一种更轻松更合乎我意愿的心态去替代。我曾经想，人活着需要吃饭睡觉，我自己可以满足自己，所以根本不用和其他任何人去交流。但是，如果有一天一只老虎追我追到河边，但推动河边的小船至少需要两个人的力量，这时候我需要人合作才能生存，而合作就是一种社交活动。我们不要刻意去想如何同别人交往，只需要想怎么做好自己的事就可以了，社交上的事自然而然就没有问题。

社交恐惧的人都在想恐惧，而不焦虑的人想的是我接下来干什么。

（心灵花园心理咨询师 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