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作者用结构主义方法,于日常生活的具体细节中观察中国人文化行为的基本结构,尝试以另一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分析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认为中国的个人是由群体来定义的,与西方对个人的定义不同。作者现任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本书最早面世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我国拥有广泛影响,曾以复印本形式在众多高校流传。虽然这本书等了20年才有机会首次在国内出版,国内的气氛已经与20年前大不相同,但作者认为它并没有失去“时效”。在“第一版序”中作者直言,本书是对自身文化“硬心肠的”反省的结果。记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曾引发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反思,阅读本书,这种感觉可能会更强烈。 |
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一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达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需惜着“替中国找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一种立场――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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