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是可以学习的

    幸福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但是……
    我们常说的“幸福”和“不幸”，其实指的是一种感觉――幸福感和不幸感，而并非引起这些感觉的境遇本身。影响这种感觉的，是我们体内一种名叫“5－羟色胺”的神经冲动传送介质（参附一《快乐化学――5－羟色胺和多巴胺》）。当我们看一部轻松的喜剧片，或者听人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体内就会分泌5－羟色胺，让我们产生愉快的感觉。问题在于，这里面是有个体差异的，差异就在5－羟色胺的分泌量上。
    不能简单地说，5－羟色胺分泌量高的人就必定比别人快乐，但如果你有幸获得了这样的基因，你在生活中找到快乐和丢开烦恼的能力会比较强：你会很容易发现生活中的乐趣，一点小事就能让你笑逐颜开；即使厄运当头，同样的遭际，你心灵上的伤痛会比别人轻些，伤口的愈合也不需要像别人那么久。
    这利害攸关的5－羟色胺分泌量――很遗憾――是从父母那里遗传的。当然，遗传不等于百分之百照搬，何况基因的决定性因素也不是唯一的。
    假如我们的认识止步于此，就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外部世界的感受上，我们当中会有无所畏惧、刀枪不入的超人，也有弱不禁风、一触即溃的草包，我们在幸福面前的不平等是与生俱来、命中注定了的！然而，大脑的“可塑性”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证明，大脑的成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一直处在修改和重组之中，不断地被我们生活中乃至文化环境中的见闻、亲历和情感互动塑造着。
    大脑的生长有时迅速，变化显著；有时缓慢，不易察觉。在怀胎的末期，母亲的各种情绪――平和、愉快、抑郁、焦灼――已经参与了胎儿大脑中神经突触的生长。她体内分泌的分子迅速通过胎盘的过滤，修改着胎儿大脑的发育进程。就这样，我们在娘胎里继承的不光是母亲的基因，而且有母亲的一部分历史。
    接着到来的是童年的开端，是婴儿与周围亲人之间最初的感官体验和互动时期，也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在生命的头4年里，我们大脑中的神经细胞就像树干生出枝杈一样，以每小时20万个新细胞的速度朝着四面八方长出众多的突触，去寻找相邻的其他神经细胞，与它们建立联系。其活跃就如沸腾的水，用现代摄像技术是可以拍到的。这时，任何一点进入我们大脑的信息都会立即被捕捉到，纳入这个被弗洛伊德称做“回路”的神经网络，在大脑里建立起优先的敏感度，使我们对外界事件、态度或语言的反应方式有了某种倾向。
    如此看来，婴幼儿感情环境的好坏至关重要，虽说自然界本身并没有“好”和“坏”的概念。在环境提供的数十亿个信息当中，婴儿接收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这个“微缩”了的世界就构成他的世界。母亲亲吻婴儿，拍他睡觉、对他耳语，最初几个月与环境的这种接触，将直接影响孩子看待世界的眼光，那就是我们所说的“幸福”或“不幸”。同样的事件在晚些时候出现，就不会对我们的成长起这么大的作用。
    你有一个“安全基地”吗？
    婴幼儿时期对爱或其他情感的经验不仅影响到我们脾气秉性的形成，而且影响到我们大脑的生长发育，这是由实验证明了的。神经心理学家鲍里斯・西吕尔尼克曾在动物行为研究所观察到，一些基因本无异常的实验鼠因为养在与外界隔绝的实验箱里，两个大脑颞叶明显萎缩。后来他在某个国家的孤儿院里对感官隔离环境中的孤儿做脑扫描分析时，发现这里的大多数孩子也都有脑萎缩现象。由于被遗弃，失去关爱，这些孩子身上产生了与被隔离的实验鼠同样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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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推论，缺少关爱的孩子会从此与快乐无缘，而被宠爱的孩子就一定能登上幸福冠军的领奖台呢？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
    一方面，跟踪调查发现，在环境健康的接待家庭里生活一年以后，孤儿们的大脑重新发育了，这说明脑神经有恢复生长的能力。另一方面，缺少疼爱的和太受宠爱的孩子都有可能走向不幸。
    没人爱惜的孩子就如同被爱的缺位施了脑叶切开术。由于总是孤独无助，他们看不到语言和互动的作用，学到的只有绝望――“我哭也没用，没有人会来帮我！”他们容易自暴自弃，可能从迟钝走向狂躁，然后是暴力。至于那些受到过度保护的孩子，脑额叶倒是发育正常，但他们不会使用：由于从来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对逆境没有心理准备，一旦遭遇挫折就不战而降，坐上了消沉的传送带。
    总之，不论是无爱还是溺爱，都会损害孩子获得幸福的能力。所以说，称职的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应该是：既非漠不关心，也不过度呵护。
    如果一个孩子在幼年尝受过烦恼，也得到过帮助，这会在他大脑的神经回路中留下记录。他学会了希望，在生活中变得坚强。因为“上帝”把人就造成这样，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他人的帮助。要培养一种安全的依恋模式（参附二《“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有两个条件是必备的：第一，我必须有所惧怕；第二，我必须有一个安全的“基地”。如果我不知道害怕，没遇过难处，就没有理由依恋那个叫做“妈妈”的女人；如果没有一个安全基地，我又会终日惶惶不安。正是这一对相反因素的结合使我依恋父母的保护，在他们的帮助下渡过成长道路上最初的难关。
    但是父母也可能是一种不安全的基地，这种现象发生在被虐待的孩子或是父母很消沉的孩子身上。通过话语或沉默，这些父母传递给孩子的不只是自己的创伤，还有他们对创伤的态度和对世界的悲观印象。
    安全基地的缺失，有两种补救途径。一是开发“多元依恋”：同学、表兄妹、爷爷奶奶、姑姑舅舅，都能帮助孩子从一个他不敢离开的安乐窝挣脱出来。二是文化：就拿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来说吧，他出生前，父亲就去世了，继父脾气暴躁，他本来可能遭受孤儿般的命运。但是他在自己身边找到了另外的家庭（祖父母）和文化（交友、运动、爵士乐俱乐部……）系统，这使他得以继续健康成长。
    同龄人的圈子――成长的第二所学校
    大脑最活跃的发育期过去了，但是认知的“学徒期”并没有完结。在大约6岁的时候，孩子开始对外界发生兴趣。如果在亲人当中获得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安全基地，他就会很乐意去发现更广阔的天地。他能勇敢地走出家庭小圈子，在幼儿园和学校里寻找能够帮助他继续成长的伙伴。
    过了幼儿期，大脑最初的可塑性一点点丧失。神经突触的生长放缓，回路被充满了。孩子认识世界的方式、互动的风格已经形成――地基打就了，房子还在继续往上盖，只是速度放慢了。
    在青春发育期，我们的大脑进入第二次神经突触的生长期，这是大脑成形的第二个敏感时期，活动力会有一个明显的复生。这期间，我们与外界环境互动的圈子扩大了，不再限于家庭成员，还有了同龄伙伴。由于荷尔蒙的作用，青春期的身体对一种过去在我们眼中并无生物学意义的信息变得敏感起来。男孩的睾酮在几个星期当中会增加10～20倍，过去因为不会踢足球而被他们瞧不起的女孩儿，突然间让他们感兴趣了。这种感觉的变化是相互的，只是女孩的青春发育期比男孩来得温和，因为雌二醇和黄体酮的产生需要2～3年才能完成。在这个神经元突触快速生长的时期，少男少女对异性的感情萌动会促成他们人格的一个深刻改变。青春期活动力的复生是大脑发育的新一轮机会，青少年在幼儿期错过了的东西有可能在此时补上，幼儿期收获的东西也有可能在此时被破坏。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着我们会抓住还是错过大脑第二次发育这个机会呢？神经心理学家对不同依恋行为模式的孩子做了分析对比。第一类是在童年获得了安全基地的孩子，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平稳度过了青春期。这些男孩懂得追女孩，也善于控制和调整感情。虽说初恋成功的不多，但他们多数能够从痛苦中自拔，而且从失恋中汲取了教益，变得更加宽容自信，更加可爱。他们当中也有25％在初恋中受到重创――初恋毕竟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感情。这部分孩子会变得焦虑，会失去曾有的安全感。
    不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多数不会爱。他们表现得不是粗暴，就是逃避，然后又用失恋的苦酒惩罚自己。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当中有1/3的人改善了自己爱的方式，变得比较可爱了。他们通过了“补考”，第二次神经元突触的生长部分地补上了第一次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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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脆弱，常常会变成优势
    那么5－羟色胺在这个阶段又起着什么作用呢？让我们先看看它的“反作用”。
    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感情上特别脆弱，一次失恋就足以把他们击垮。换了别人，可能苦闷上48小时，就把这一页翻过去了。低等动物也分泌5－羟色胺，它们的行为完全受这种介质的支配。人类的不同就在于：我们会在经验的基础上，调整生存策略。比如，我知道自己脆弱，就不去冒险：一次感情危机就能让我痛不欲生，我就谨慎用情；一次没考好就能让我一蹶不振，我就兢兢业业读书。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禁不起挫折的人采取了与他们的承受力相匹配的生存策略。他们成为乖孩子、好学生，再以后会是忠实的丈夫、职场上的成功者。至少在和平时期，循规蹈矩是被我们的文化所认可和尊重的行为方式，足以保护他们远离烦恼。于是，他们的生性脆弱反成为一种优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会成长为很社会化的人，通常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
    极端的例子也有。鲍里斯・西吕尔尼克曾谈到他的一个病人：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填写社会福利保障文书。从这里，她算是为自己找到了胜任愉快、收入稳定，又用不着担惊受怕的领域。
    而另一类人，要让他这么活着，真不如杀了他，5－羟色胺分泌量高的人是天生的叛逆者和弄潮儿。为了感知自己的存在，他们需要一个很高水平的刺激，以挑战和冒险为乐。他们就像斗牛士和赛车手，在尝试－失败－再尝试的过程中，去寻找自己想要的，发现自己的价值。我们看到一些5－羟色胺分泌量高的少男少女，特别是男孩，他们没法忍受圈在家里的安逸，最喜欢到极端环境里去发现新奇，挑战极限，因而常常是伤痕累累，包括肉体上的损伤、学业上的失败，有的甚至吸毒、犯罪。但是如果能有惊无险地闯过青春期的险滩，这类孩子会成长为很出色的人，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那些乖得异常的乖孩子，好得病态的好学生。他们离不开家庭这个安全基地，因而特别乖巧安静、讨人喜欢，让做父母的心满意足、脸上有光。但是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朋友，如果太听话，如果把分数看得过重，那就要警惕了。因为这样的孩子用假象欺骗了我们：我们以为他在健康成长，其实他是害怕外面的风雨，再以后还会害怕不期而至的性征和性欲。一旦进入躁动的青春期，他没有能力应对。
    你还有的是办法
    不管决定性的因素是遗传、家庭还是社会环境，这一切都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生存策略能预防不幸，那么当失败感困扰我们的时候，怎样与它抗争呢？有很多办法可以采用：
    做事：人在行动的时候，焦虑会少得多。比如工作，就是一剂抗抑郁良药。
    友爱：也是天然的安定剂。当亲近的人都在身边时，我们就会很惬意。
    冒险：恐惧能引起类吗啡物质的大量分泌，冒险的人在大险过后能进入一种极乐境界。
    此外还要加上一条“内省化”，也就是到自己的过去中去寻找记忆，把它变成语言。在脑图扫描仪前你会发现，这样做会刺激大脑中专司感情的区域。如果你只是在心里自说自话，便可能陷入“我完了，我永远走不出困境”的死胡同，你会看到，这时感情区的前部即受理负面情绪的区域因兴奋而发亮了。这正是抑郁症患者常有的情况――封闭的思前想后会加重抑郁。但是如果偏离自我这个中心，把独自咀嚼不幸改为向别人倾诉，被刺激的便会是大脑感情区的后部，即分管快乐感觉的区域，你于是得到一种轻松的体验。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只要是对另一个人诉说，不论是朋友、神甫、心理分析师还是巫师，都能释放或缓解苦闷，让你获得精神上的解脱。
    要寻求幸福，总得先冒不幸的险
    我们通常认为，幸福是不幸的反面。但是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它俩原本是不离不弃的一对儿，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同一个现实，或者说，是以相反的方式体现相同的现实。孤立的幸福根本就不存在。在苦与乐之间，你强烈地刺激其中的哪一个，都会引来另一个的应答。受虐色情狂把这种机制运用得最好。
    更多的时候，是缺失后的满足制造了幸福感，正如总得有焦渴在先，痛饮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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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享受。完美无缺的幸福最容易退色，甜得发腻就会倒胃口。是什么让我们感觉到生命的存在？是呼吸，是节奏，是焦灼与宁静、悲愁与快慰、困窘与丰足的交替……有了这些，才让人有了活着的知觉。如果把不幸消灭干净，剩下的便只有虚无，我们将找不到自己。
    所以说，为获得快乐而企图躲开烦恼，是心智不健全的表现。要寻求幸福，总得先冒不幸的险。是失败的威胁使得被爱有了安全基地的作用。和平年代里，人们对家庭的幸福早已麻木；但是在战乱的地区，把流弹和恐慌关在门外的这个家，是一个特别幸福的地方。黎巴嫩内战时期，家里大人早上出门，孩子根本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见到他们，每晚一家人的重聚都成为节日。随着战乱的结束，家庭纠纷又出现了，而恢复了安全的街头重新变成聚乐散心的地方。
    在很多情况下，没有怀疑的极端信仰也制造幸福感。在这里我们触到了药品的安慰剂效果的奥秘，神甫、医生、萨满等等都有镇痛剂或抗抑郁剂的功效。一种事情如果大家都信，效果就会放大，因为共同的信仰和超级团结的“大家庭”会让人产生满足感和兴奋感，那状态有点像欣快症（精神疾病的一种，临床表现为一种伴有全身极度舒适感的高度心满意足状态，患者沉浸于自闭自足的快乐体验――编注）。宗教以至那些邪教和极端意识形态的诱人之处就在这里，它们为脆弱的人提供了精神支柱。神经心理学家曾观察和研究过恐怖分子，发现这些人特别幸福：他们在共同杀戮的行动当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这时，庸常消失了，每一天都生活在亢奋之中。然而这种幸福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的代价是与现实的割裂，有一天当这些人回到现实，精神便会崩溃。邪教也有同样的问题，蜜月过后，是痛苦的沉沦。
    一种名叫“上帝”的安乐剂
    那么，幸福的公式适用于所有的年龄段吗？到了生命的晚年，幸福和不幸是不是都会减弱呢？
    老年人的世界与年轻人不同。年轻人的世界更是感官的，他们生活在当下。老年人相反，他们感官的世界变得贫乏，而“复现表象”（心理学术语，指客观对象不在主体面前呈现时，在观念中所保持的客观对象的形象和客体形象在观念中重现的过程――编注）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了，他们更多地生活在记忆中。孩子们远走高飞了，儿时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地离去了，但他们的音容刻在了老年人的记忆深处。老年人因此拥有一个内化的安全基地，亲友圈中的离别和死亡给他们的打击不那么可怕了，一帧旧照、一纸书函便可聊释思念。有些遗孀会继续对亡夫说话，依旧“听”到丈夫下班回家，那是一种极美的境界。
    另一种内化的安全基地是宗教。没有了母亲的老年人很容易转向上帝，在信徒看来，那是一种回归，是对人与上帝最初关系的觉醒。孩子托庇于母亲，老年人则从上帝那里找到避难所。加拿大魁北克的学术机构就人们对上帝的情感依恋做了大量调查，结果表明，进入老年后皈依上帝的，多是那些在幼小的时候就知道上帝的人。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当意识到来日无多、听到死神在叩门的时候，他们便要求助于这个内化的安全基地了。宗教对时光延长的描述正迎合了老年人对生命流逝的怅惘，宗教的礼仪和场所还让他们找到了有共同信仰的伙伴，从中得到情感上的相互支撑。
    信仰的心理情感效应――不论什么宗教――是可以在临床上观察到的。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很可能乞灵于宗教，由信仰激发的情感能够减轻痛楚。在现实当中，人死不能复生；但是信教的母亲安慰自己说：“我的儿子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再也不会痛苦了。”研究还证实，总体来说，有信仰的人比没有信仰的人身体更健康，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也少些。我们尚不能准确测知“上帝”在大脑中所处的部位，但是被神经学验证了的是：信徒在祈祷时，大脑中分泌的阿尔法波（人处于最宁静时的脑波――编注）明显增多，心绪烦乱的生物迹象也随之消失了。可见，人为地制造一种让人平静的复现表象，其实有安乐剂的作用。
    老年的“明智”未必真的明智
    由于5－羟色胺和多巴胺的分泌减慢了，老年人不愿再尝试新的探索，渐渐退守于自己驾轻就熟的领域，这样能巩固他们内心的安全基地。年轻时从探索和发现当中获得的快乐已经驻留在他们大脑中一个熟悉的复现表象世界里，他们学会了在回味当中重温幸福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知道什么是最适合自己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明智”。不过，这种知难而退的明智对老年人未必是明智的。再说，没有创伤的人生是没有的，有过创伤又不善于解脱和修复的人到了晚年，就会把自己关进往昔的牢笼，陷入怀旧和忧伤。有调查表明，人群中患抑郁症的比例与年龄成正比。
    怎样才能避免滑到这条路上去呢？那就是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认知能力。
    我们早就发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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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智慧能够保护衰老中的人。西方人有句俗语：好学生晚年幸福多。这说法不完全确切：首先，考试成绩好不等于就是智商高；其次，学历并不是抵达幸福的直通车。学历的作用是间接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凭能用来谋求一个较好的职业，也就是换取一种生活方式。它打开了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活动平台，让我们的大脑有更多的机会受到新鲜信息的刺激。到了晚年，我们将从中获益。“生命保健学”的三要素值得我们牢记：身体的锻炼、精神的追求、情感的网络。读书、思考、旅行、交流……所有这些活动都能刺激大脑，使之更长久地保持活力，幸福就藏在这里。
    老年人也需要安全感，与孩子同理：若是没有一个安全的基地，我们就失去了情感的家园；而过于安逸，人又会变得迟钝。因此，这对立的二者我们都需要：亲友的关爱给我安全，陌生的领域督促我学习。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在生命的绿茵场上，一开始就进球很可能奠定胜局；但只要终场的哨声还没有吹响，就还会有漂亮的射门在后头。
    （附一）快乐化学：5－羟色胺和多巴胺
    在我们的脑神经细胞之间可能成千上万的神经冲动传送介质当中，科学家鉴别出了40多种，又特别研究了其中两种――5－羟色胺和多巴胺对机体和认知的作用，它们直接影响着我们所说的“心情”。多巴胺就像一种天然的兴奋剂，如果分泌过剩，人会躁动不安；分泌不足，人就会精神倦怠。5－羟色胺则好比抗抑郁剂，分泌得多，人就快乐，对未知事物感兴趣，对世界容易产生积极乐观的看法和想象。但是5－羟色胺的分泌量取决于遗传因素。
    （附二）“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
    美国精神分析学家玛丽・安斯沃思通过试验，曾提出一种“依恋行为类型”说，今天为学界普遍接受。她发现，在10个月大时，大多数孩子（占到60％以上）――不论父母是什么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都学到了一种“安全依恋模式”：在母爱和父爱的浸泡之中，他们会解码别人的面部表情和行为意图，乐于学习和亲近世界――这关乎爱的能力。
    另外1/3的孩子学到的是一种不安全依恋模式，表现上可以再细分为3类。回避型（约占20％）：父母让他害怕，因此不愿主动去亲近；父母离开了也不会太痛苦。焦虑－抵抗型（约占15％）：只有父母在身边才觉得安全；父母一离开，就表现出强烈不安。可是当父母回来时，他仍会哭闹不已，情绪很矛盾，因为怨恨父母让他受苦了。最后一类是障碍型（大约占到5％）：因疾病或灾难性环境如父母双亡或战争，已形成严重的脑发育障碍。
    来源：世界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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